随着调回边区的军队持续不断的增加，党中央决定实行屯垦，把部队众多的强壮劳动力投入到生产运动中去。1940年底，朱德指示王震带领369旅到延安东南的南泥湾地区屯田垦荒。

  南泥湾离延安90里，是金盆区的一个乡，在广阔的森林地带里有100万余亩肥沃的河川耕地。一百多年前，这里曾是聚居的人烟稠密地区，由于清政府制造回汉民族互相残杀的悲剧，再加上军阀横行，土匪抢劫，后来变成了一片荒山野岭。这里还是延安的南大门，它东南的茶坊镇，与顽固派军队占领的洛川相连。359旅来到这里，既要开展大生产运动，又要积极加强边区南线的防务。

  部队刚到这里时，几十里没有人烟，仅有的村镇只有几户人家，几间破烂不堪的窑洞。山民和牧民几乎都患有大骨节病，因为那里的水中有一种致病的化学物质。举目四望，只见一座座荒凉的山坡，坡上长满了齐人高的蒿草，荆棘横生；深山尽是遮天蔽日的树林，野猪野鸭成群；沟底则是黑暗阴森的溪流，浸泡着腐烂的古木和野兽的尸骨。原始森林里的落叶有一尺多厚，人走进去，仿佛走在橡皮上面，忽上忽下，行动艰难。

  在这样荒凉的地方如何生存，怎么样发展生产？王震提出“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口号，从旅长到每一个战士、勤务员、炊事员，无一例外地参加生产，开荒种地。没有房子住，战士们就用树枝搭起简易的帐篷，露宿在山林野谷之中。没有粮食，就赶到100里甚至数百里以外去背粮、运盐。没有菜吃，就到河边山上去挖野菜，打野兽。没有衣穿，夏天光着膀子，冬天砍柴烧炭取暖。缺少开荒工具，就运盐到统治区去换农具，从倒坍的古庙中抬来破钟，从敌人扔下的弹片和破坏的铁轨中，打铁制造工具。

  部队初来时，天还冷，还下雪，夜间露宿，寒风刺骨，虎啸狼嚎，使人久久难以入睡。直到后来搭起临时帐篷，挖了土窑洞，情况才好一点。但战士们十分乐观，唱着自编的歌曲：“窑洞草房好军营，茅草床铺软腾腾，三尺厚雪绫罗被，茂密梢林好屯军。”

  徐肖冰：我们延安电影团的任务是及时记录在延安的一切重要活动，得知359旅向南泥湾进军后，吴印咸和我带着摄影机，带上几个人，一路跋山涉水来到这里，看到了战士们开荒的场面。我曾三到南泥湾，这是第一次。

  那时天气严寒，土壤冻结，为了明年有一个好的墒情，必须把土刨开。战士们放下枪，用握惯了枪的手抄起铁锨、铁锹，一下一下地把土地翻开来。风吃着，有时可以卷起漫天的沙土，战士们就在尘沙中挥汗如雨，有的干脆连上衣都脱了，打着赤膊，比在战场上更用力气。

  王震亲自指挥开荒。我们见到他时，胡子已经剃掉了。王震有一脸络腮胡子，毛主席管他叫“王胡子”。他铁青着脸，就像南泥湾的土地一样没表情。我们大家都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也不敢多说话，只是把他像其他战士一样，拍入我们的镜头。他对我们摄影队是非常关心的，时不时让他的警卫和秘书给我们送点水，还怕我们吃不惯战士的大锅饭，给我们开点小灶。

  有时，我们摄影队的人受到战士们的精神感染，也挥动铁镐开荒。有一天，我得了感冒，发烧，躺倒了。这件事很快传到周副主席和邓大姐的耳朵里，邓大姐执笔给我写了一封慰问信。信中说，知道我在南泥湾得了病，很挂念，希望注意休养，及时治疗，如需什么药就写信告诉他们，可以想办法帮我找。信末嘱我保重，保重，周副主席和邓大姐都署了名。我还记得这封信是廖盖隆同志转给我的。这样一件事已逝去了半个多世纪了，但我至死都不会忘却。

  与南泥湾屯垦的同时，警四团在鄜县的槐树庄屯田，两年开荒2.3万亩，驻扎在陇东的王维舟385旅，开进沟深林密的大、小凤川，烧荒造地。树林里经常有虎豹豺狼，他们就组织战士三人一组，把打猎和练习射击技术联系起来。有的战士把一只猎获的兔子同手榴弹栓在树上，豹子吃兔子时，手榴弹爆炸，就把豹子炸死了。有一回，他们还把猎获的一只特大豹子带回延安，送给了朱总司令。另外，金盆湾、豹子川、清泉镇等军屯区的生产也搞得热火朝天。

  在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了大批劳动英雄。中央和边区政府及时总结了他们的经验并向全区推广，很快兴起了大规模的劳动竞赛，还开展了学习吴满有运动。

  吴满有是当时边区最著名的劳动英雄之一。他原是横山县人，1928年逃难来到延安，因为饥饿不得不卖掉两个女儿。1935年刘志丹在陕北搞土改，吴满有分得60垧荒地，从此开始了新生活。他连年开荒，改良农作，把荒地变成了熟地，获得了好收成，成了富裕的农民。他带头交公粮，出负担。他自己是抗日军属，不但不要政府优待，而且还担任优抗主任，优待别的抗日军属。一个偶然的机会，《解放日报》的一名记者看出了他的事迹，作了连续报道。

  1942年4月30日，《解放日报》发表了《边区农民向吴满有看齐》的社论，号召边区农民学习吴满有。安塞县杨朝臣写信给吴满有，提出了在两人之间进行劳动竞赛的挑战，吴满有不仅复信表示接受挑战，而且还进一步提出，把两人之间的竞赛扩大到两人所在的村、乡和全边区的群众、部队中去。

  边区政府规定，每人都有向政府交三担公粮的任务，、朱德都是交公粮的积极倡导者，自己也不例外。吴满有听说要交公粮，就在受接见时主动表示，要代替耕种，帮他交公粮，使他有更多时间处理国家大事。延安的劳动英雄杨步浩，也表示愿意为朱德代耕一担。

  到了秋收时节，他们果然把粮食送来了，、朱德分别留他们吃饭，把自家菜园里收获的蔬菜回赠给他们。通过这一些劳动英雄了解边区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吴满有、杨步浩经常到、朱德这里来，不管多忙，、朱德都会热情地接待他们，吴满有后来还成了毛岸英的“大学老师”。

  1946年，的长子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对他说：“你在苏联大学毕业了，但学的还只是书本上的知识，只是知识的一半。这是不完全的。你还需要上另一个大学，这个大学中国过去没有，外国也没有，这就是劳动大学。在这个大学里能学到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送你去好吗？”

  毛岸英愉快地接受了父亲的建议，按照父亲的安排，带上小米、菜种和行李，来到吴家枣园吴满有家，拜吴满有为师，很快学会了整地、点种、施肥、犁田等农活。同时，了解到了农民的风俗、心理、思想情况和社会问题，与吴满有等农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四十年代初，解放区的天，一扫贫穷落后的苦日头。据统计，仅1941年，边区便安置移民、难民7855户，共2万多人。这些移民移民和难民大多能吃苦耐劳种庄稼。边区专门制定难民移民政策，划拨了土地，规定他们三年可以不交公粮，同时享受选民权、选举权。几乎就在当年，难民们都得到了安顿。

  最让人难以忘怀的是米和春，他带着仅有的半碗小米、半碗黑米来到了延安三十里铺边区农场。他和女儿共承包了边区农场土地45垧，开荒8垧，当年收租粮41担，除按合同交农场一半外，实收21担，成了边区有名的移民模范。

  李黑旦，717团某班班长，他首创了一人日开荒2.5亩的记录，被评为劳动英雄。

  李位，赵占魁，他们在717团170个多个劳动英雄参加的开荒大比赛中，一人日开荒分别达到了3.64亩和4.7亩，被边区评为特级劳动英雄。李位用过的一把5斤多重的镢头，最后磨得只剩下马掌大小。

  白银雪，718团某连连长，一次参加开荒比赛，连续劳动15个小时，挖了5.46亩，获得了全旅第一名。

  陈宗尧，左齐，718团团长和政委，都受到表扬。说：“陈宗尧同志是八路军的团长，他率领全团走几百里路去背米，他不骑马，自己背米，马也背米，全团指战员为他的精神所感动，人人精神百倍，无一个开小差。左齐同志是该团政委，他在战争中失去了一只手，开荒时他拿不起锄头，但在营里替战士们做饭，挑上山去给战士们吃，使得战士们感动得不可名状。”

  而359旅旅长兼政委王震，副旅长苏进，副政委王恩茂，都身先士卒，带领各级干部战斗在开荒第一线，担负和战士一样的生产任务，“不是指手划脚，而是动手动脚”。一位到边区的记者由衷地感叹道：“王旅长的双手像他的部下一样，由于劳动而生满了老茧。”亲笔题词，表彰王震“有创造性”，他也被评为边区大生产运动的劳动英雄。

  为了能迅速解决生产中遇到的难题，王震亲自拜访延安的劳动英雄，请有经验的老农来部队指导战士们耕种。

  有位老农朱玉宝，人称朱老汉，已经71岁了，牙齿都掉了，身体还壮实，种庄稼在行，是个劳动英雄。他见部队指战员们开荒种地干劲大，只是方法不对头，常主动地向战士传授种地技术。

  王震闻知，前去劝他参加部队指导种地。王震诚恳地说：“在种庄稼上，你就是我们的长官。我委你当农业生产副官，给你写个执照带上，不关走到359旅的哪个单位，你拿出执照来，给他们一看，他们就好好招待你，请你指导种庄稼，请你批评。”

  朱老汉答应了，王震叫供给部队发给他一身军装，亲自给他写了张“执照”，由王震和苏进、王恩茂一起署名。

  朱老汉很高兴地接受了任务，又从延安三十里铺找来一位65岁的马老汉，介绍他参加部队，一起指导战士种庄稼。

  徐肖冰：我第二次再去南泥湾的时候，从上下屯到九龙泉这二十多里的山坡上，都是一个个、一排排崭新的窑洞，窑洞里面和窑洞口上都用自己烧的石灰刷得雪白。山沟里开出了一条宽阔的大路，路边修建了木工场，铁工厂，造纸厂，图书馆，医务所早晚的街道上，人来人往，车水马龙，简直成了延安地区的一个新兴市区。

  南泥湾漫山遍野都是绿的，战士们种上了谷子、玉米、土豆、芝麻、烟叶、南瓜、辣椒、西红柿，还有西瓜、甜瓜南泥湾的水也是清的，大片小片的梯田里全是水稻，稻田上面还有蜻蜓在飞。战士们三三两两地在田里忙碌着，精神面貌与上次完全不一样了。

  我们又见到了王震，他不再像上次那么板着脸，而是挂着微笑。他给我们介绍荒山的开发，水稻的种植，他指着脚下的土地和庄稼，好像是自己的孩子。

  我们当然要去的，我们要把359旅开荒、种地、丰收的全过程都拍下来，让历史永远记住他们。

  徐肖冰：秋风送爽的时节，我们又去了南泥湾。漫山遍野金黄的稻穗迎风招展，秋天的太阳高高挂在天上，照着战士们的笑脸。他们挥舞着镰刀，把腰深深地弯下去，大捆大捆的稻秸便躺在了田野上，等待着战士们的肩膀把它们扛到打谷场上。

  王震也在收割的队伍里，见我们扛着摄影机来了，他开怀地笑了，对我们说：“这回就看你们的摄影技术了，把我们的战士拍得漂亮一点，把我们的稻田拍得漂亮一点。”我拍着摄影机对他说：“放心吧，我们肯定通过摄影机让毛主席看到你们丰收的场面。”

  359旅上下同心，艰苦奋战，1941年当年就取得了丰收。全旅开荒种地11200亩，收细粮1200余担，蔬菜164万多斤，每百人养猪20头，经费自给78.5%，各部都超额完成了任务。

  王震趁热打铁，提出三年奋斗目标：1942年做到大部自给，1943年做到自给有余，争取向政府交公粮1万担，并为扩大再生产积累更多的资金。在经营方针上，他提出要搞多种经营，养猪养羊，开工厂，开作坊，发展纺织、缝纫、造纸、肥皂工业，开办各种商店和供销合作社，抽出部队大部骡马组成各种长短途运输队，保证部队生产生活供应，为地方贸易提供方便。

  到了1942年夏天，整个南泥湾已经呈现出了田间肥美、猪羊成群、窑洞满山、市场繁荣的动人景象。经过三年奋战，南泥湾大踏步前进，超额完成了王震提出的奋斗目标。1943年，开荒种地10万亩，全年收细粮12000余担，都是1941年的10倍，还达到了王震提出的“两人一猪，一人一羊，十人一牛”的目标。到1944年，南泥湾播种面积已达26万亩，在延安要算“肥得流油”了。

  除了南泥湾，1942年中央直属机关生产达到自给经费65.6%，边区直属机关生产达到自给经费51%，边区到1942年共开荒180万亩，增产粮食47万担，非常大程度上减轻了人民负担。除了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在各个根据地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不仅在克服严重物质困难、减轻人民负担、改善军民生活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而且培养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战胜困难的精神，史称“延安精神”。

  随着南泥湾的发展，慢慢的变多知名人士到这里小住。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都是这里的常客，朱德也邀请在延安休养的著名爱国将领、晋绥边区行署主任续范亭到这里游玩，他们在一起诗词唱和，留下了不少歌咏南泥湾的动人诗篇。著名诗人萧三、艾青、何其芳，作家吴伯箫，音乐家贺绿汀以及农学家陈凤桐也到这里访问，还有一些国际友人也在这里作客，他们用自己的笔，将南泥湾的业绩和精神传遍了全世界。

  在赞颂南泥湾的作品中，广泛流传、影响深远的当首推贺敬之作词、马可作曲的《南泥湾》。让我们再听一听那熟悉的旋律，感受这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象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