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美国芝加哥的布莱恩·林登（Brian Linden），是改革开放后最早一批来到中国留学的外国人，此后又去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旅行、工作，最终带着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儿子再次回到中国，定居云南喜洲，致力于保护和修复中国物质文化遗产。

  《寻乡中国》是林登在中国生活的回忆录，也是一个观察中国过去40年发展的入口——从1984年来到中国，再到2004年返回中国定居至今，林登在书中详述了中国如何改变了他的人生，展示着他个人对中国探索、认知、融入的过程以及其间的情感变化。

  在成都历时三天的《寻乡中国》分享会上，身高超过1米9的林登迎面走来，很难想象他刚在去年迎来花甲，林登说，“我一直觉得，自己是在尝试向中国人表示一种感谢，一种感恩。我曾经没考虑过放弃，到现在也没有。我已经过60岁了，但我并不想休息。”

  和中国相识近40年，林登感到自己有一份责任，要成为一名文化交流的使者，让更多外国人了解真正的中国。在这本书的后记里他写道，“从许多方面来讲，这本书是一封情书，写给每天都在冲击和激励我的中国文化。”

  时间回到80年代初，在来中国之前，林登半工半读，从事过地毯清洁员、房屋油漆匠、加油站临时工等职业，一度快要接受拿到学士学位后只能继续从事清洁地毯工作的现实。

  一张掩藏在校园办公室外公告板上留学中国的招生广告，悄然改变了他的命运。在递交申请几个月后，他收到了这份至今视为“最贵重的礼物”。

  用当下时兴的话来讲，林登可谓最早的一批“旅游特种兵”，只是带着一个地名，便登上火车开始自己的探索之旅。

  1984年8月31日，林登抵达北京。在北京站下车时，他已连续7天没有洗澡，加上一路上没怎么吃东西，他比上车时轻了4斤。

  他的第一位中文老师是一位常驻北京的菲律宾中年外交官。在到北京的火车上，林登学到了三个中文代词——我、你、他。而他第一次成功使用中文，还要到当年国庆假期在泰山顶上询问“厕所在哪儿”时。

  在当时的北京语言学院，Brian Linden正式成为林登。协助他起名的王老师告诉他，林登意为“在林海中攀登之人”。到学校的第一天，还没走到宿舍，他先在篮球场完成了一次扣篮，在场的一位男学生用英语喊道：“明天你就是我们队的了。”

  到学校的第二天，他便在校园里受邀参加出演《他从大洋彼岸来》。一开始，林登还以为是某档真人秀节目在进行恶搞。拍摄电影期间，林登还不会说中文。因此，在念台词时，他采用重复喜欢的歌词来应对。比如，《加州旅馆》可以工作5分钟，而《波西米亚狂想曲》则可以工作7分钟。

  这从他1985年的日记便可一窥：室外零下20度以下的环境下，他曾撕下贴身携带小说中的书页在火炉中取暖、在沙漠中遭遇沙尘暴，遇见“救命的海市蜃楼”才得以生还、坐在长城的古烽火台上，收听从家乡芝加哥寄来的棒球比赛录音……在书中，他也向祖师爷级别的“旅游特种兵”——徐霞客有所致敬。

  “为了挑战自己。我勇敢地选择了最偏远的目的地和最艰难的路线。”他在书中写道，“我年轻时在美国的不安全感在中国的偏远地区被治愈了，我变成了一个更自信和睿智的人。”

  当他才从北京站出来时，围观的人有一份天真无邪的好奇。在站前的路口，他被里三层外三层的人包围，“几位大爷摸了摸我的腿毛和下巴上的胡子。”这种因为好奇而带来的“聚光灯效应”，一直伴随着他到21世纪初才逐渐消失。

  1987年，林登从北京搬去了南京，在南京大学研究院留学期间，遇到了妻子瑾妮。瑾妮是华裔，与林登一见钟情，二人都痴迷于中国传统文化与建筑，那也是他们最常聊起的话题。

  在南京一年后，林登离开了中国，前往斯坦福大学攻读东方历史学博士学位，并开始四处游历，先后去到了全球上百个国家和地区。

  1995年，在位于美国中西部的小镇多尔县，林登和瑾妮被当地一座“奇特的建筑”所吸引，并最终决定在此处开办一座画廊，以展示包括中国文化遗产在内的亚洲艺术与文化，“如果我们也可以有效传递中国丰富多元的文化，我们的画廊将会获得成功。”

  但事与愿违，即便有相对丰富的藏品和活动，“当地的公众还是没有来，我感觉可能有一点失望。”林登特意强调，从生意上来讲，画廊的客户分布于全美，运营上并非失败，失败的是他“灵魂中的一种初心”，即最初的教育目标。

  林登坦言，“我们自己国家的骄傲和自满情绪让我们感到困扰。”这种困扰有时以偏见的面目出现，有时则直接指向林登本人。他认为，自己有责任以更有效的方式讲述中国的故事。在此背景下，林登一家回到中国，“寻找第二次新的开始。”

  林登说，当决定回到中国开展项目时，他感到这一个项目“必须要靠自己，不要投资商”。原因无他，因为这件事对他来讲太“个人化（personal）”。

  2005年，林登一家来到大理，并与一座位于大理北部的喜洲的古建——杨品相宅结缘。林登写道，这座古建让他“阵阵发冷，浑身起鸡皮疙瘩”，他在其中流连许久，以至于忘记了吃饭的时间。当天晚上，一个文化交流中心的雏形便浮现在林登脑海中。

  经过前期必要的手续以及近两年的修缮后，喜林苑终于在2008年5月1日迎来开业庆典。个中艰辛很难用一言两语而概之：就在开业庆典前三天，喜林苑仍处于停电缺水的状态。而第一批入住的客人更是早在抵达喜林苑之前、落地机场不到1小时便遭遇问题……

  比如，自2010年以来，这里接到了数百个田野项目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千名学生。此外，在一次电影夏令营中，两位本地高中白族女生制作的纪录片被提交给了“纽约青年电影节”，两位女孩还因此在半年后去到了活动现场并举办了展映和交流活动。

  很难说清，林登是凭借什么让一切办妥。或许是一些幸运，或许是一些自信，也或许是如猪八戒一样的乐观主义精神——顺带一提，林登是猪八戒的忠实粉丝。事实上，一直到2021年以后，作为文化交流中心的喜林苑才有了“分所”，一家在云南沙溪，另一家则在苏州容春堂。

  “我希望你能加入我们的团队，”当被问及如何兼顾三家“分所”的运营时，林登指向我们。他的意思是希望可以引入更多的人才并逐渐壮大其团队，“我希望有机会能够培训一个非常好的团队，然后他们也可以一直发展。”

  “我一定要说，很谢谢我的读者，”谈到读者对于《寻乡中国》的反馈时，林登表示，“我需要这样的鼓励，有些时候我的情绪会受一定的影响。但是，当听到中国的读者说很谢谢我在传播中国的故事时，我感觉我的方向还是对的。”

  在写到自己与中国几十年来的交往中，林登坦承自己得出的结论常被证明是错误的，“这些误解是正常和良性互动的表现，也促使我不断调整对中国的认识。”事实上，“这些误解并没有使我远离中国，反而鼓励我更深入地探究我们彼此之间的差别。”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民间交流的魅力正蕴含在一切尽在不言中。无需多言，无需多做，一来一回的交流自然会在互动中体现。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自从定居喜洲以来，林登一家四口都生活在这里，自己也成为了当地村民口中的“喜洲村长”。

  2017年，林登的母亲跨越重洋来到大理，“母亲在喜洲和我们度过了三个星期，她终于理解了为什么我的生活现在已和中国密不可分。”

  而刚过花甲之年的他，觉得自身还可以在民间交流上出不少力。“我还没到一个非常愿意回忆过去，然后得到某种荣誉感的时候”，他告诉我们，“我一直觉得我能做到更好，我还是要往前。”

  换句话说，通过写作与分享，林登更像是一位行者在收拾行囊，并为下一次的再出发做好准备。

  在此轮分享会的唯一一天空闲日，林登特意选在没有去过的宜宾停留，“在一个我从未去过的城市停留一晚，自由地散步和探索。”他在朋友圈中写道。而在宜宾，他也在实践着自己的民间交流，并在当晚乘车回去的路上，“和出租车师傅成了新朋友。”

  近40年过去，林登深刻感受到身处中国，周围人思维的变化，“我们现在不仅是对未来很包容，对世界很包容，对我们5000年的历史也慢慢变得包容。”他告诉我们，在自己还想做的很多事情中，无论如何呈现，其中“必须有文化交流”，诚如他在书中后记所言，“我们的跨文化之旅还远远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