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是千湖国,港湾分外多,森林峰岭立,岛屿似星罗。”这是郭沫若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访问芬兰后留下的美妙诗句。
作为北欧国家,芬兰给国人的普遍印象是经济发达、高福利、地广人稀、千湖之国、清洁的空气、寒冷而漫长的冬季、桑拿浴、诺基亚、圣诞老人芬兰因此而闻名,而又不仅限于此。
六月下旬,笔者对芬兰首都赫尔辛基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走访,对芬兰有了别样的认识与感受。
飞机在赫尔辛基上空盘旋,从窗口向下俯瞰,一丛丛绿色围绕着星罗棋布的湖泊。这个素有“千湖之国”美称的国度,国土面积中的70%是森林,10%是湖泊。
从赫尔辛基乘坐火车前往老工业城市坦佩雷的路上,铁轨两侧满眼的绿色令人晃眼。整齐的草坪、郁郁葱葱的树林从窗口迅速掠过,但迎接眼球的依然是大片大片的绿色。我想起了芬兰国家形象宣传册中的一句话:我们的国旗是蓝色与白色的,但我们的国家是绿色的。
在赫尔辛基市中心,随处可见大大小小的公园。这些公园安插在首都的各个居民区、商业街、写字楼间,成了公用的后花园,市民可在工作、生活之余蜷在绿色世界中休憩。
随行华人朋友告诉笔者,芬兰现在的清新环境来之不易。就在几十年前,芬兰也像很多国家一样,饱受环境污染的困扰。
二战后,芬兰要偿还高额的战争赔款。为了尽快还清债务,芬兰加快了工业化的速度在这之前,芬兰还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为发展工业经济,芬兰全力发展冶金、金属工业、造纸业。有一项记载是:15个船厂昼夜生产,在最短的时间内为前苏联造出了500艘船只。
工业化速度提升、出口加速扩大的背后,芬兰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首先水质发生了变化,凡是临近造纸厂的内陆水域或者造纸厂下游的水域被污染并释放出难闻的气味;由于水域被工业废水污染,鱼类减少,甚至不能食用。污染同时也波及芬兰湾,从那里捕捞上来的鱼都带有很重的油污味道。
“为了还清赔偿,芬兰的国民与环境做出了历史上从没有过的牺牲。”阿尔托大学的一位教授在介绍这段历史时发出这样的感慨。他经历过六七十年代的“黑暗期”:“那时天空中不时会出现雾霾,只是雾霾中没有沙尘,都是工业和汽车排放的废气。”虽然那段历史一定意义上也是芬兰人的骄傲芬兰是二战后唯一还清战争赔款的国家,芬兰民族也因为这样变得更加团结、有民族自豪感,但生态上的伤痛让他们记忆犹新。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还清赔款的芬兰开始大力整治环境问题、极力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全面的立法、严格的执法、高科技应用、国民素质培养等手段相继发挥功效,环境问题在80年代出现了好转,90年代时工业生产彻底实现了绿色转轨,绿色也已经深入人心。
在赫尔辛基,人们有一个坚持了几百年的传统:在夏季将地毯拿出来用海水洗涤并集中晾晒。我在一处海边目睹了市民集体清洗地毯的场景,也感受到了人们对大自然的敬畏就在细微的生活细节中。
集中洗涤点像一个停船的泊位一样深入港湾,像这样的点在荷兰首都就有几百个。在体验海水洗刷地毯的过程中,主人告诉我,他们不仅直接用海水刷地毯,使用的洗涤剂还是从白桦树中直接提取的,而这种洗涤剂也有几百年的历史,对海水没有丝毫的污染。
但即便如此,这种传承了几百年的技术与传统也将要寿终正寝。环保组织的谨慎与坚持给政府部门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他们不容许任何哪怕是有一点污染风险的液体流入大海”。
芬兰社会的根基是一种彼此间相互的信赖。在各国人与人之间的信赖度评比中,芬兰毫无争议的名列前茅。
记者团此行访问了多家高等学校、研究机构、政府部门,几乎在每个部门笔者都会向接待的官员、教授询问该国如何保证科研项目中的经费不被滥用而发挥最大功效。所有人听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后都有点瞠目结舌、不知道怎么来作答,而所有人的答案又有着惊人的相似:我们信任每一个申请项目的研究组都能将科研经费用在合适的地方。当再追问有没什么具体的规定与法律保障时,他们的回答都是“NO”。
在负责应用科学项目审批与分配的国家技术创新局(TEKES),一位接待官员告诉我:我们是一个只有550万人口的小国家,如果这么一个小的民族国家内部都不相互信任,我们就更不能在世界上生存了。
信任慢慢的变成了了这一个国家的生存之道,而在赫尔辛基,我也亲身感受到这股清新的信任阳光带给人的温暖。
正值赫尔辛基市建市周年活动,我在一个小摊买了一个具有芬兰特色的纪念品,材质是芬兰常见的白桦实木、图案则是麋鹿。后来由于个人原因,我想将纪念品退掉。
拿着包装好的纪念品,我战战兢兢地来到小摊处,做好了被拒绝的心理上的准备。小摊主一眼就认出了我,问我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还是想再来一个。我道出个人缘由后,小摊主毫不犹豫地拿出50欧元交给我,顺手将纪念品接过直接放到货堆里边,并用带着浓重芬兰语口音的英语问我:您还需要别的吗? 我已经没办法接招了。
退货对中国的小商贩来说是一件及其不愉快的事,人们通常会仔细检查商品是否受损,有些甚至会打出“概不退货”的招牌。芬兰小摊主的100%零成本信任让身处异国的我感到从未有过的人际交往轻松感。
一位在坦佩雷工作多年的中国教授向我道出了他对芬兰式信任的认识。“在芬兰,人与人交往的前提是我相信你是一个好人,做生意犹是如此,这样就省去了很多的时间与成本;然而在中国,人们在做生意时先是假设对方是一个好人、讲诚信的人,然后通过交往与生意往来证明我的假设是不是正确。正确,那就继续生意;错误,就成了一锤子买卖,甚至一锤子也完不成。”
曾经在一本书上看到过芬兰的一家名为芬兰男子性别平等协会的男权组织。该协会在2009年11月公布的一份报告数据显示,芬兰男性比女性更惧怕家庭暴力:虽然芬兰各大城市都有安全庇护所,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提供保护和暂时住处,但由于男性自尊心强,不少男性受害者在遭受暴力后,较少寻求保护。虽然在严重家庭暴力中男性受害者较多,但安全庇护所里却很少见到男性。该协会认为,在性别歧视问题上,男性应和女性得到同等的关注,以寻求真正的男女平等。
虽然早就听说芬兰社会特别注重人与人的平等,但看到这则信息时仍然感到不可思议。而此次芬兰之行,让我切身感受到了“平等”一词的含义。
教育平等是芬兰教育闻名世界的一大特色。让不同性别、不同民族、不同国籍、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享受同等的受教育权,这也是芬兰教育的核心价值。
芬兰前任总统哈洛宁是一位女总统,她在《2007年:高科技在芬兰》一书中指出,芬兰之所以能变成全球上最具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的国家之一,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男女能平等享受各类教育。教育水平的提高使芬兰妇女在许多领域取得了与男子平等的地位。联合国发表的一项有关2008年世界妇女参政状况报告数据显示,芬兰是妇女参政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当时芬兰内阁的20名成员中有女性12名,占60%。
记者团访问的研究机构、教育推广机构、政府部门中,负责接待的官员是十之有八是女性。难怪瑞士“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全球男女平等差距调查报告的最新多个方面数据显示,芬兰在男女平等方面居首位。
平等在芬兰不仅体现在男女性别中,更是深入到民族、家庭背景、经济条件等各个层面。记者团的一次聚餐安排在一家泰国餐馆,记者们在点菜的时候习惯性的伸手打了一个响指招呼服务员。一名来自泰国的服务员走过来礼貌地跟我们说:在芬兰餐厅,打响指是不礼貌的行为。
一名在芬兰留学的博士告诉我们,在芬兰不论从事什么职业都会受到别人的尊重,哪怕是在街边卖艺、乞讨的人,也穿得很体面、自信满满。
我在一个商业区的路口看到过一位用装水的酒瓶奏乐的民间艺人。他身边站着十几个行人在欣赏表演,几乎每个人在听完一段后都安静的走上前去、半蹲着将几个硬币放进艺人摆放的帽子里,演奏者总是从专注的表演中抬起头来报以微微一笑。
在那一刻,我感到那位民间艺人不是在街头卖艺,而更像是在一个大殿堂里表演独奏;停下脚步观赏的行人也不是在施舍,是在花钱欣赏一场精彩的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