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具，从古至今都是我们正常的生活起居的必需品。古典家具更是通过其在造型、结构、工艺、色彩、纹饰以及材质等方面的特质，反映出所处时代的社会文化背景及古人的智慧与审美，极具研究和收藏价值。有这样一位老先生，就出于对古典家具的钟爱，数十年如一日，用炽热的心，诠释着中国古典家具之美。

  这位老先生名为马可乐，1948年出生，是古典家具收藏家，也是传统家具手工修复技艺非遗传承人。他在北京出生，在天津长大，上世纪70年代远赴香港经商，90年代回到天津继续投身古典家具事业。2011年，他在天津成立可乐马古典家具博物馆。如今，古典家具修复的技艺通过藏品的维护以及古典家具的文创事业得以持续传承。“古典家具中蕴含的是我们中华民族厚重的历史沉淀下来的智慧和审美。”马可乐说，这是我们的“根”，咱们不可以丢掉。

  马老先生的事业，始于他的家族。“从我的爷爷开始，就从事古董和老家具的经营与收藏，我的父亲把这份事业发展到商业领域。到了我这一代，我更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传承古典家具的修复技艺，并发展古典家具的文创事业，把我们中华民族这份历史财富长久地发扬下去。”

  在马老看来，古典家具不单单是一件“物件”，更是一种艺术传承的载体。年轻的时候，马可乐跟随父亲的脚步来到香港，在父亲和工匠师傅的带领下，对收购回来的古典家具做修复。在这期间，拓宽眼界增长的见识以及接触到外国藏家在收藏修复方面的理念，都对马老日后的收藏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比如当时国外藏家在修复旧家具的时候，通常要求不惜工不惜力尽可能地恢复家具古时的原貌，把残缺的部分修补完好后，家具仍要呈现旧时的状态，而不是修复成崭新的样子。”有一次，马老到一位知名的英国收藏家在伦敦的工作室参观，看到他们运用一些现代的材料来替代难以找寻的古代木质材料来修复老家具，也能实现相当的好的修复效果。由此马老更加关注修复技艺的创新。随着修复技艺的不断精进，马可乐对古典家具的认知和理解也达到了更高的境界。

  “我国文物收藏有着悠久的传统，但直到数十年前，家具也并没有作为一个文物收藏体系而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很多文物收藏家，对中国古典家具的了解和关注也不多。”马老表示，以前关于古典家具的讨论，大多是围绕着黄花梨木、紫檀木等珍贵木材制造的明清家具展开，以至于人们几乎忽略了与黄花梨木家具同时期大量存在的其他种类的传统家具。“然而这些其他木材的传统家具，由于材质不够坚硬，相比之下较易损坏，再加上历经数百年的时间及社会变迁，能够流传存下来的十分稀少。因此我们能收集到这类家具中的精品，更是弥足珍贵。”也正是基于这些原因，马老一直坚信，他所从事的古典家具收藏、修复的事业，是一份有着重要社会价值和使命感的事业。

  “要把这份事业发扬下去，传承就显得很重要了。”马老常说，传承也绝不仅仅是技巧、技术的教学，而应该是一种真正的投入。在传承方面，马老确实有自己的认知和实践方法，一用就是几十年。“我们现在最年长的手工修复师傅都已经六十多岁了，最年轻的师傅也有四十多岁。为了培养人才，有些师傅还被送到香港、北京交流培训，学习技能增长知识的同时，也开阔眼界，积累经验。”马老说，这么多年来，师傅们把全部热情和心血都投入到古典家具的修复和研究上。他们从刚入行的学徒到经验比较丰富身怀绝技的匠人，这个成长的过程，就恰恰是一个传承的过程，家具则是这种传承的载体。

  在香港做了十多年的古典家具生意，马老先生不仅积累了财富，更有机会开拓了国际化的视野，同时也看到世界对中国民间传统文化元素的渴求。“那时候确实接触了不少欧美的古典家具行家、收藏家以及资深的专家学者，我发现他们对中国古典家具乃至中国民间传统文化、艺术审美和人文都怀有一种很强的崇敬和求知欲，但有一些认知存在偏颇。”马老回忆说，上世纪90年代，他到美国波士顿的一家知名博物馆参观考察时，发现博物馆把展品中的中国古典传统家具简单定义为“乡村家具”。“当时我就觉得这是从他们外国人的角度来解读的，理解比较片面，实际上所谓乡村家具只能反映出中国古典家具中很小的一部分，不能作为所谓的代表作。”

  为了能更全面更真实地把中国古典家具中蕴含的古人的智慧和东方审美宣传推广出去，1999年，马可乐与美国学者柯惕思合作的英文版《可乐居选藏山西传统家具》一书正式出版，书中从“高背小灯挂椅”“成对四出头官帽椅”到“插肩榫独木面大案”“栏杆榻”，再到“酒坛式坐橔”“带翘头架几案”等等，图文并茂、分门别类地对一百多件古典家具藏品进行详细介绍，并提出晋作家具的概念，向世人展示山西传统家具的独特风采。这些家具虽然没有华丽的外表，质地也不是最昂贵的木材，但是在这些尽显沧桑的外表下，却显示出中国传统家具中不可或缺的艺术价值。

  2011年，中文版《可乐居选藏山西传统家具》面世。马老说，这本书不是一个商业目录，比如在藏品家具年代认定上，除非有明确的纪年，我们正常情况下不会主观认定其属于某个具体朝代，这样做才能够为以后的研究者敞开一扇更为广阔的大门。另外书中选取的家具既不是藏品的全部，同时也没有仅按照商业经济价值进行筛选，而是追求一种代表性，以求从中反映整个收藏体系和中国家具发展历史轨迹。

  著名学者王世襄为此书作序时说，有人问他，在对被称为达到传统家具最高峰的明式黄花梨家具已经研究了几十年后，再来看民间漆木家具，是否感到“曾经沧海难为水”时，他连忙回答，不是，不是，一定不是！黄花梨家具只是某一时刻、某些地区的产物，以我国历史之悠久，疆域之广袤，民族之众多，无时无地没有家具。放眼来看，黄花梨家具所占的位置就很有限了。研究中国家具岂能仅仅有此而不见其余呢？正如我国的陶瓷，明清之际景德镇官窑青花诚然达到了顶峰，但如有人只知此而无视历代名瓷和广布各地的民窑，那还能算是陶瓷研究者吗？所以说，面对民间漆木家具时的心情，不是“曾经沧海难为水”，而是“未临沧海难言水”。

  “建立古典家具博物馆，也同样是出于这样的想法。”马老认为，通过藏品表达出来的是古人的文化修养、审美等精神层面的价值，传递的是一种人文之道。鉴于可乐马古典家具博物馆在艺术和学术上的价值以及在中国古典家具研究、整理、保护等方面取得的成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环境艺术设计系、家具设计研究所在2017年6月专门把该博物馆列为教学定点参观学习基地，定期在博物馆开展现场研学活动。

  马老说：“我目前最大的愿望，是希望以后能把博物馆真正留给社会，这是一种传承的财富。毕竟凝聚了我几十年心血的这些古典家具藏品如果散开，再想重聚那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了。”

  “除了收藏维护这些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古典家具，这些年来我们也在做古典风格家具的研发和创制。”马老先生说，他把这份事业理解为一种独特的文创概念。马老和记者说，过去一段时间，有一种观点认为存于民间的古典家具属于“柴木家具”，“柴木”通常被理解为价值不高的木材。而我们通过深入研究得出的观点是，尽管这些古典家具在材质上大多是就地取材，如榆、槐、楠、柏、梨、核桃等木材，并非名贵木材，但家具的价值绝不应仅限于木材本身的价值，而是通过造型、做工、雕刻、漆艺、纹饰等反映出来的美学价值。所以有了这些对传统家具的理解、继承和精神层面的积累，我们在开展文创事业的时候，也就有了根基，有了信心，也因此获得广泛的认同。

  做新家具的时候，一定要有研究传统家具的基础，只有把传统的东西继承下来，才有机会去发展它。假如没有深入地了解传统家具的审美，直接生搬硬套肯定是行不通的。“通过对古典家具藏品的修复研究，我们的工匠师傅学习到的不仅是能看得见摸得着的工艺和结构，更重要的是蕴含在表象背后的审美和文化基因。”马老和记者说，现如今人们对民间传统文化的精神需求越来越看重，而我们研发制作的“全新古典家具”正是为满足这样的需求而生。行走在马老先生倾注心血打造的古典家具文创展间里，一件件古风优雅的家具制品让人感觉似乎穿越古今，与历史对望，不由得为这一份古朴和传承感动不已。

  尽管每一件文创古典家具在古典风格工艺乃至每处细节上都经得起“专家级”的推敲，但需要我们来关注的是，工匠师傅们在制作的步骤中并没有追求所谓的“复制水平”。“我们的新家具成品并不是仿制、复制古典家具，而是融合了古典家具内在的美学价值后的再创造。”马老表示，古人通过家具给我们留下宝贵的财富，让我们去学习探究，我们有责任把这份财富传承下去。马老说：“我相信，传统家具的社会价值，一定会被人们重新认识。”（津云新闻编辑刘颖）